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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对司马相如的争鸣  

2008-10-23 10:32:2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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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些被称为“学术明星”的先生通过电视传媒向人们讲述历史,随后大量出版畅销书,名利双收。“学者明星化”的趋势和潮流,一方面以生动的语言、通俗的故事向大众普及历史知识,弘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有的先生也讲得不错,有一定的学术含量,受到群众的欢迎,有善可陈;另一方面也带来它背后的严重问题。正如有人讲:“知识阶层市侩化,即学者明星屈从于商业模式迎合并制造一些虚假的大众文化需求……,一些传统文化在所谓‘普及’中早已面目全非,一些学者对文化的态度是‘玩味’‘猎奇’,而不是审视……有的甚至打着文化的幌子追逐名利,误导大众。”①
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生导师、中国《史记》研究会常务理事的王立群先生,以正牌文史学家的资格,通过央视《百家讲坛》以解读《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把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千古佳话,说成是“劫色劫财”的大阴谋,随后除了大量出版书外,又在网上、刊物上继续鼓吹《“琴挑文君”:千年大骗局》,②就是一个“制造虚假”,“误导大众”的典型个案。
四川是司马相如的故乡,是“千古佳话”发源地。至今成都尚有驷马桥、抚琴路、琴台路,路上还耸立着歌颂相如与文君真挚爱情的诗碑;邛崃有文君公园,内有文君井,有郭沫若“反对封建是前驱,佳话传千古”的题词;蓬安曾以相如之名为县名,历经九百年,留 下了相如坪、相如琴台、相如故宅等历史遗迹。按王先生的说法就该全部扫除。古往今来大量称颂“千古佳话”的诗文、戏曲也就成了“骗子文学”,应予以封杀。是也?非也?我们很少看到有份量的议论。倒是远在广州的《羊城晚报》,针对四川有单位请王先生来继续批司马相如,明确表了态。说:“一位因侥幸爬上电视百米信号台而高大起来的学者,应邀到四川讲座时,搞‘颠覆’,玩幽默,说什么‘司马相如追求卓文君是有预谋的劫财又劫色’,……”“哗众取宠而随心所欲地‘颠覆’历史,更是使历史蒙上一层迷雾,不但无助于读者弄清历史真相,而且越看越糊涂,不但使国人千百年来一直敬仰的历史人物无端受辱蒙丑,而且使今人失去了判断美丑善恶的标准。”③请什么人演讲?那是主办者的自由和权利,我们平头百姓毋庸置喙。但我们却非常赞成羊城晚报的观点。这到不是我们非要维护乡贤的名誉,而是出于对历史真实的尊重。最近读到了陈泽远先生的《爱情经典 不容颠覆——驳王立群的司马相如“劫色劫财”论》,更坚定了我们的这一看法。陈先生从原始论据、传统论说各个方面正本清源,虽然篇幅较长,学术性也较深,但毕竟还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王先生说:“我是古典文献的教授 ,是不可能胡说的。”从介绍中我们知道之前他出版有《中国古代山水游记研究》、《现代〈文选〉学史》《〈文选〉成书研究》等学术专著,在《史记》研究会有显赫的地位。而陈先生据我们所知是四川的一位本土学者型的剧作家,既搞创作又搞评论和历史研究。发表过数十万字的历史研究和戏剧评论,创作过40多个不同形式的剧本,其中写历史题材的电影剧本有《卓文君》和《李冰》,戏曲有《卧薪尝胆》、《楚霸王之死》等。为了追求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和谐统一,陈先生对《史记》、《汉书》等历史典籍有深入的研究,而且跑遍川西,收集、整理司马相如、卓文君、李冰的民间传说故事。为了就司马相如的千古佳话与王先生展开争鸣,又一头扎进图书馆,博览群书,钩沉史籍,广泛征求意见,反复修改,历时数月才定稿付梓。两人各有造诣。读了王先生的评说,又读陈先生的辩驳,再重读《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我们确实得到了许多真知灼见。
王先生在《“琴挑文君”:千年大骗局》文中,把一个千古佳话硬解读为千年大骗局。提出司马相如与老友王吉制定了先劫色后劫财的大阴谋,“就人品而言,也更为人不耻”;司马迁“只能用曲笔来写”等论断;就连为历代肯定司马相如在赋上的成就,王先生也斥为“迎合汉武帝好大喜功,穷奢极欲的口味并无真心劝谏”……。所有这些陈先生把它归结为一个“Y论”。Y者,歪也。
从争辩中,王先生在提出推倒经历史沉积下来的佳话的“Y论”时,并没有提出任何新的考古文物或新发掘的汉简或者其它历史文献,不过是从司马迁的列传中,作些随心所欲的解说。说史不重史证,实在不是学者的严肃态度,怎么能能令人信服呢?而陈先生则从八个方面进行了有史有据,贯穿古今的争辩,到是能令人折服。
首先,王先生认定司马相如以“琴挑”劫文君之色;继而又由司马相如与卓文君一起,劫取民营企业家卓老总之财。王先生最得意的是在《列传》中找到一个“缪”字,在《汉书》中找到了一个“为”字。于是就从王吉“缪为恭敬”,司马相如“缪与令相重”,再把“相如为不得已而强往”的“为”硬通“伪”,臆断出王县长与相如经过密商,一起在背后制定了一个劫色劫财的大阴谋,并主观断定相如心中一定有五个“深知”。陈先生则从秦汉时期实行的是“重农抑商”政策,商人“富而不贵”,作为集行政、司法大权于一身的王吉为帮助老朋友去提个亲,确实没有必要那么劳神费力地去炒作;还以国学大师陈寅恪“文史互证”的方法论研究《史记》,指出《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是一篇传记文学作品,两次使用“谬”字,是突出传主鲜明个性的艺术手法,从整体看,根本找不到太史公会认为司马相如对文君有“劫色劫财”的阴谋;并逐条一一批驳了王先生的五个“深信”,认为一条都站不住脚。
其次,王先生说“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原来竟是一个两千年来先劫色后劫财的大骗局”,“从古至今被讹传”。陈先生则从《列传》的成因说起,指出史料来源是司马相如的“自叙”和民间传说。太史公从“人民口碑”中,敏锐地看出了“文君私奔”的深远意义,才把它写入传中;随后经历了两千多年历史的检验,左思、李贽、谭元春、纪晓岚、鲁迅、郭沫若、钱钟书等知名学者都有卓越见解与认同;还列出了从关汉卿到吴祖光不少文学家,据史以戏曲等艺术形象再创造,对他们的自主婚姻进行歌颂。这一千古佳话是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澱才形成,绝不是一时的、简单“讹传”随便可以骗得了人的。
第三,王先生说“司马相如对卓文君开始审美疲劳,想娶一位茂陵女子为妆,卓文君写了一首《白头吟》,坚决表示反对,”司马相如看了后,才“放弃了包二奶的打算”。陈先生则指出,在当时的社会,相如即使有包二奶的打算,也不影响对他的评价。继而探讨了《白头吟》的形成,历列了相如与文君的年表,证明二人应是白头偕老,包二奶之说很难加到他头上。
第四,王先生说“他(的Y论)只不过是对古人的定评作了论证”,到底是历史上那些人做了什么论评呢?这一点,陈先生到作了详细的剖析。所谓“窃赀”来源于杨雄的一句谐谑之言,顾之推的封建道德评判。以刘勰的“窃妻受金”来证明劫赀,更是连“受金”史实都没弄清楚;“窃妻”则是刘勰以儒家经典来评论是非之陈腐之见,宋人道学的批评,不过沿习了这种陈腐之见,并无新材料。在王先生这里将“窃妻”、 “窃赀”再升级为“劫色”、“劫财”,还荒唐地把两者联系起来说成是事先设计好的“阴谋”,把“当垆”、“涤器”也列入实行这一阴谋的手段。平心而论,两个“劫”字尤其让我们反感。常人都知道劫者抢劫,强夺;威逼、胁迫也。相如对文君,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以抚琴表现自己,传达情意;托人通殷勤;父亲给女儿陪奁……怎么也说不上“劫”嘛!
第五,王先生在称赞“司马迁对司马相如偏爱有加”,“就不能用直笔来写司马相如当年这段不光彩的婚史”,又说“为了维护一代史学家的道德底线”,“只能用曲笔来写”。王先生又是从“谬”字出发,胡乱解读司马迁,给司马相如一个“如此老谋深算”,“就人品而言,也更为人不耻”定评。陈先生则从全传出发,正确评价司马相如。指出同时代人、正直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对这个“做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的确偏爱有加,才收入列传的。司马迁笔下的相如是一个真实、有血有肉、和谐统一、完整的相如,对后人能起激励、警示作用。《列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爱情经典的范本。相如和文君是作者歌颂的、敢于挑战传统礼教的典型人物。把他们的浪漫婚姻传奇化,为的是突出相如敢于冲破传统礼教的束缚,笑傲豪门,直率佯狂的独特才子性格。作者从他们的自主婚姻,敢于肯定、宣扬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并为中国男女婚姻倡导了存人性、合天理、人人向往的之道,实在令人惊叹不已。这在两千年前的封建社会是多么可贵,也同样反映了司马迁的过人之处。其后受到正直学者“归凤求凰”的普遍讴歌及维护封建伦理道德的“正人君子”的“无操”、“放荡”的指责,也在情理之中。我们无法理解,在人的个性已充分解放的二十一世纪,有现代意识的历史学家王先生却执意反对,大泼污水,罗织污秽,攻其一点,不计其余是想作什么?
第六,王先生对相如在词赋上的成就也颇有微辞。陈先生则不惜笔墨,解读了相如的几篇代表作,指出了对相如作品最公允评价的首推司马迁。太史公不惜篇幅,大量引录了他的辞赋,让后人知道,是相如把汉赋推到了最高峰,而且明确地指出《春秋》、《易》、《大雅》、《小雅》,“其流及上。所以言虽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讽谏何异。”这是很高的评价了。
第七,对王先生讳忌不提的相如筚路蓝缕,开拓西南边疆的政绩,陈先生也按《列传》的记载作了全面的阐述。突出了相如年青时就有宏图大志,从政时发布《喻巴蜀檄》,安定西南夷;继后出使西夷,写《难巴蜀父老》,解除了蜀中忧虑,排除统一的障碍,修建灵关道,筹郡置县,实现汉武帝“存抚天下,揖安中国”的宏愿。王先生不提这些功绩,一味贬斥相如是很不公平的,是对历史人物的严重歪曲。
学术者乃天下之公器也!不是少数人的专利。这是梁启超等国学大师强调过的。专家学者与大众对话的同时,也应该接受民众的审视与评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发展文化学术的正确方针。王先生有在众多媒体保驾下任意评说的权利,陈先生也有凭学者的良心争鸣的自由。真理越辩越明。在“学术市场化”的趋势中,我们既感谢王先生在颇具优势下,为“学者明星化”扮演了一个绝妙的典型;也感谢陈先生出于学者的良知,在势单薄下所作的严守史实,结合时代、社会背景,探讨真伪的争鸣。尽管“学术市场化”已无可抗拒,学术又有失规范下,我们仍期望学者应当坚守良心的道德底线,传媒也应当坚守自己的社会责任。否则中国优良的传统文化将被一一扫除干净,印证了所谓一部中国史,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糟粕的“虚无”高论,那岂不是史学研究,文化传承的悲哀?这便是在当前的争鸣中我们支持陈先生的原因。
注:①吴学安:《‘学者明星化’与‘娱乐至死’》 见《杂文选刊》2007年12月12 期,转《人民网》2007年10 月12日文章。
②山西太原出版的《名家讲坛》2007年6期
③梅桑榆:《康熙脸上究竟有几个麻子》,羊城晚报2007年11 月29日
(本文是与四川省地震局研究员,《四川地震志》主编江在雄一起讨论、撰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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