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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国基督徒的爱国心  

2009-04-17 18:47:5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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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诚之先生的教徒生涯

 

1860年中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失败,清政府被迫签订了《北京条约》,西方传教士获得了在中国各地游历、购置财产和建设用于传教建筑物等权力,基督教便广泛地进入了四川。1904年几个基督教会开始创办“华西协合大学”,1910年开学。最初的基本宗旨是“借助教育为手段以促进基督事业”,规定“本大学之目的拟在中国西部于基督主办之下,以高等教育为手段促进天国的发展”。设文、理两科,1913年设了道科,同时附设了一所中级的“华西协合神道学校”。面对交通闭塞,战乱频繁,经济残破,文化式微,思想界万马齐喑,又远离“天朝”的四川,许多有志青年在西方“基督教志愿者”传教士的推动下,也希望为实现博爱平等的基督理想贡献力量,宋诚之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其子宋滌生先生提供长兄宋蜀华生前所撰写的《宋诚之主教传略》,对他的教徒生涯作了概述。

宋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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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忠廷,1892年出生于四川省华阳县的一个书香世家。明清时期先祖在有多位在朝廷为官。其父宋书臣,青年时期刻苦学习,熟读经史,曾在陕西任县官,后迁四川,长于诗文,书法、篆刻亦闻于时。

诚之自幼好学,1909年考入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与郭沫若、周太玄等同窗。后曾考取清华学堂公费留美生,因家父反对远游,未能遂愿。不久考入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专修英文,精于语法,并集累大量词汇,有“活字典”之称。毕业后曾在华西协合中学等校任英文教员。1917年考入华西协合大学英文系,学习中与教会人士有所接触,对基督教由好奇而探索,进而潜心研究,终于决心为实现博爱平等的基督精神而贡献力量,1919年参加了圣公会。1924年大学毕业,获文科学士学位。随后到英国牛津大学研究院攻读西方文学,1928年毕业。回国后受聘于华西协合大学、四川大学、光华大学等校任英文讲师、教授,是成都当时知名的英文教师。1929—1931年曾任华西协合大学校理事会主席。1933年立案后仍是校董会成员。自1925年任基督教圣公会川西教区副会长,1928年任会长、副会督,1934年任会督,直到1950年因健康而力不从心,辞去教会职务。

他入了圣公会,在教中又担任了要职,但爱国依旧。一方面深研基督教义,赞扬基督之博爱精神,说“耶稣之教,光明正大,其教人也,有尊卑长幼之分,而其爱人也,南北西东,一视同仁,故世间言博爱者,每称耶稣。”说“余研究信任基督教,三十余年矣,每日读经祷告,未尝间断,愈研究愈觉大道精深,于国人有益,”另一方面努力把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侵略分开,在布道中多次提出中华圣公会应当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人自立的教会,不许英人过多干预。广汉教会牧师在处理教会事务中总是听命于英人董会吏,甚至在年会发言时也要看董的眼色,他很不高兴,会后专门召见二人进行教育,并对英国人说:“你来中国的传布福音,不是摆你的架子!”后来写信给差会,要求将董调回英国。

由于他所处的社会、家庭环境,自幼熟读经史,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较深厚的了解,在英国读书时又潜心研究英国文学和神学,在神学上造诣深厚,1948年加拿大威克里佛大学授予他神学博士学位。1945年吴宓在和他交往后称“又喜诚之之学道深思,幸得为友也。”尽管中国君臣父子兄弟的传制主义的文化传统与讲求平等博爱的基督精神相去甚远,但面对中外文化的激烈冲突,他致力于寻求两种文化的会通与互补,促进基督的中国化,是基督中国化的代表。他明确表示“余固信耶教,而深爱耶稣者,余又爱我国及我国数千年文化。”1944年发表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集中表达了他的这种思想。他说“余研究耶教有年矣,常读经典,深知耶稣之教,讲孝弟,重人伦,而实行推恩博爱,与孔孟之道不相违背。”又称“耶稣之教义,亦即孔孟之道。”在中外文化的冲突中他“深悲耶教之大道不行,而更悲我国不得其益”。对于基督教反对中国人祭祖则坚决予以拒绝;对国人反对基督则批评为“只顾皮毛,不顾实际,只见暂时,不问未来,从而和之,亦觉我国种种果不如人也,于是尽弃我国立国立人之道。”同时大声疾呼努力把中国文化传播到世界。他认为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不仅是“我国几千年立国立人之高尚文化”,而且具有世界意义,可“广播与万邦”,他盼西人“恭敬受教,学习孝弟之义,推恩之道”,“使人人从实行孝弟博爱,为怀天下一家中国一家,杀人流血之战祸惨毒侵略之野心,其将变而为先人后已,互助合作之文明乎,世界永久和平之基将于此奠定。”30年代他参加会议,访问,先后到过耶路撒冷、法国、埃及、印度、新加坡等地,他都热诚宣传中国传统文化;1947年应聘于澳洲悉尼大学文学系任客座教授,讲授《中国历史与文学》,还主讲《论中国的民族英雄与英雄崇拜》,从尧舜、文王、周公、孔子、岳飞、文天祥、戚继光等历史人物中发掘其爱国、爱和平的思想,宣传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少听众感动得流泪。当地的报刊对宋先生的讲课给予高度评价,声称想不到亚洲有如此文化优久的国家。

在任职中他很重视加强会务建设,培养和提高教牧人员的文化素质。1930年在皮房街圣公会,他主办了高级神学院,除了宗教课还学习中国文学、历史知识等,聘请了成都的名教授如林山腴、刘咸荣、赵少咸、朱青长等到学院授课。学生毕业后都分别派到川东、川北和川西教会作牧师;他还在家中或教会举办英文查经班,提高学生对古典文学和历史的兴趣。还组织英文演讲,请华大的英文教师主讲英国文学,有时自己亲自翻译。

他是1949年前四川仅有的三个会督之一,以崇高的威望,广泛从事布道。抗战期时在布道中都要宣传抗日。他住苏坡桥乡下时也常向周围的农民、邻居宣传基督教义,在苏坡桥正街建立了布道所,多次召开布道大会。1938年两次应香港教会的邀请,去香港讲道,积极宣传抗日;两次应冯玉祥将军之邀去重庆讲道,也积极宣传抗日;国民党中央政治部长张治中先生来成都,到圣公会教堂听他讲道,深受感动,以后皈依为圣公会教徒,1948年张还特邀宋先生到重庆为家人及部属讲道一月。1941年夏,他冒险飞越日寇占领区,应邀到澳大利亚讲道,介绍我国抗战的情况及抗战中教会的工作,唤起友邦人士的同情和支持。1941年7月27日日机轰炸成都,百姓死伤无数;圣公会的礼拜堂也被炸毁,当日讲道的江先生也被炸死。宋先生在澳洲得到消息后,即以此生动的事例在澳控诉日寇的暴行。他在澳洲的讲道,曾受到日本间谍的多次威胁、警告,企图制止他的抗日宣传,在形势逼迫下,宋立下遗嘱,并灌成留声片,邮寄回国,嘱咐家属,勿忘国耻。

在本校期间,他担任英文教学,介绍英国文学、戏剧和诗歌等,授课之余与外籍教师云从龙、费尔朴等交善,常邀其举行英国文学讲座。1940年车耀先因抢米事件被捕,宋先生又与云从龙、费尔朴等外籍教师签名上书,营救保释车耀先出狱。他还支持车开办的“努力餐”,作为掩护工作的基地,开办时的桌椅都是他资助的。车耀先第二次被捕,他又准备联名上书,但受到了当局的严重警告,保释未成。1948年底英国差会派圣保罗号飞机在成都凤凰山机场等待三天,动员宋先生到英国定居,先生慨然谢绝其邀请。1949年12月成都解放前夕,中共地下党代表秘密与成都市各界知名人士及起义将领刘文辉、邓锡侯等共商和平解放大计时,先生参与其事,认为会议开得很好,成都能够和平解放了。

1952年被调到文史研究馆任研究员,撰写了《基督教入川史》。1955年病逝,享年63岁。

宋先生先后出版有《Notes on Browning and Tennyson》、《Selected EnglishPoems》、《Outline of the Use of Life》、《Christionity and Life》、《The Bible as English Literature,An Oufline of The Book of the Old and New Testment》、《圣教伟人祷文》等7种关于中西文化的专著。

综观宋宋先生的思想和作为,虽然加入了西方基督教,一直从事传教布道,但作为一个中国人却始终保持着拳拳爱国之心,在抗击日本侵略,融贯中西,传播中国文化,弘扬和平博爱精神中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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