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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里华西

百年钟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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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开华西边疆研究,创一时鼎盛的华西派  

2017-05-19 19:32:1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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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总是应当关注我们从那里来,要到那里去。华西是含盖四川、云南、贵州、甘肃、西藏、青海等中国西部广大地域,在外国人眼中,是那么的神秘,但有一点却是很清楚的,即四川是中国最大的,人口最多的,最富饶、最具有战略意义上的一个省,成都又是他的中心,对整个西部影响极大。华西协合大学一建立自然也就拓开了对这一地区的研究,促进西部发展,成一时之鼎盛。梳理一下华西人类学派的成就,或可丰富我们的记忆。

人类学Anthropology)是从生物和文化的角度对人类进行全面研究的学科群。以人的自然属性为研究对象的是体质人类学,以风俗、文化史、语言等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为文化人类学,以研究史前时期的人体和文化的是史前人类学。中国人类学是近百年来由国外引进的一门学科,在形成与发展中,受到学界认可的有北派和南派。北派以燕京大学社会系吴文藻为代表,以美国功能学的理论、据中国文献资料研究整个中国人类的演进,实现人类学的中国化。南派以中央研究院民族组和南方一些大学的人类学家为代表,将美国历史学派的观点与中国的历史考据结合,重在研究中国民族的文化历史。

华大边疆文化的研究含盖了博物、考古、社会学、民族学等人类学的各个方面相互关联而开展的。其主要是以博物馆为基地,由华西边疆研究所,中国文化研究所、社会系等,与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共同进行的。其成果含盖自然、环境和人文、社会、风俗各个方面,在三、四十年代在国内乃至世界上甚为瞩目。2006年北京大学王铭铭带领一批正读人类学的硕士、博士在成都考察,多次采访李绍明先生,提出了人类学华西派的问题。随后又邀他到京开人类学讲座。李先生,1950年入华西大学社会学系,1953年于四川大学历史系民族学专业毕业,一生从事西南民族史的研究,是当今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和民族史学最有成就的学术传承人。他认为人类学的华西学派客观上是存在的。但以往研究不够,也由自己是华西出身,难免有自夸之嫌,总是回避此话题。现在既然有人追问,加之从一个在四川大学专攻近代史的历史学博士对在中国38年,任博物馆长16年,成就卓著的葛维汉不了解的自责中,他既感动又深感文化断层、无继的严重,出于责任便进一步梳理,写出了“略论中国人类学的华西学派”,刊于《广西民族研究》。介绍了它的形成、发展,特点。指出它兼收南北派所长,史志结合,对康藏地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在南北派之上。他所指的华西学派是指华西大学的人类学、社会学学者,当然也包括本地区与之密不可分的其他学者。他这一论断对恢复华西边疆人类学研究的历史可谓一大贡献。可惜文章发出两年他就辞世了。

1910年大学建立后,毕启、戴谦和等一批先行者就主张,在探索过去,指导未来上,现代大学一定要有博物馆,毕启期望,“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应该成为世界上研究华西地区汉族和非汉族的最好的博物馆。”“华西协合大学图书馆和博物馆应当成为世界上研究华西文明的最好的研究机构。”戴谦和说,川康、打箭炉、巴塘、西藏地区有特殊物种,与非洲未知地区比较,值得去探险,包括峨眉山。这样1914年校理事会批准了由戴谦和成立博物部,开始收藏标本器物,得到了英人叶长青、陶然士的襄助和捐赠。1922年戴谦和、莫尔思、胡祖遗、李哲士、彭普乐等12人发起成立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在国内首次以“边疆”作为研究对象,出版《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 1931年修改章程后中国人才陆续加入。

1937年后,抗日烽火遍布,政府迁渝后,对边疆的研究更为重视。五大学在华西坝上联合办学,学者名流云集,中国人士逐渐成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主力。1943年葛维汉称“近已超过250人”。虽然不隶属于大学,但其成员多为学校的外籍教师,会所、图书馆附设于校博物馆,活动也在大学,学会主持与馆长多为重叠身份,故长期得到大学的资助和支持。加之1928年哈佛燕京学社成立后,学校中文、图书、博物得到了一定的经费支持,1940年在中文系成立了“中国文化研究所”(后直属校长办公室),闻在宥任所长,出版刊物。与此同时,19412月,赵守钰、黄奋生等一批中国教授,学者及社会名流在重庆发起“中国边疆学会总会”,正式发表宣言、会章,确定该会以实现民族团结、建立国防力量、开发富源为目的,对边疆进行调查、研究、设计。顾颉刚在成都组织“中国边疆学会”(四川分会)出版《边疆周刊》1942年学校在社会系成立了“华西边疆研究所”,所长由校长张凌高兼任,副所长李安宅,主持研究。研究对象是西南各少数民族,而其重点则是藏族。特别聘请了藏学家任乃强、谢安国和刘立千等来所工作。谢安国迭次陪同西藏喇嘛与英印学者入藏出藏。凡康卫、藏、羌塘、阿里、达拉克、怪泊尔、不丹、印诸志,踏索殆遍。刘立千是谢先生快婿,李先生向德格购入大批经典史籍,嘱二人检校整理,翻译,将自唐以来西藏政治史事,教法源流,名人年谱,摘译整理,成为巨著。先后出版有译《印藏佛教史》与《续藏史鉴》、于式玉与玉文华编《西北民歌》等书。使华西协合大学成为拥有关于西藏问题研究资料最丰富的单位之一。1946年任乃强、谢安国、刘立千等成立了康藏研究社。这样在几个组织的协同下华西的边疆人类学研究达到了鼎盛时期。

边疆研究的主要活动是:

组织考察、发掘和科学研究。仅边疆研究会就组织了多次考察,其范围不少是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如康藏的甘孜、道孚、拉萨;四川的广汉、汶川、彭山、叙府,大小凉山,贵州的苗族地区。如1934年学会就组织了4支考察队外出。莫尔思、葛维汉等去云贵川边界地区。罗成锦、陶然士等前往松潘地区。莫尔思、启真道带学生前往云贵边疆;葛维汉赴川滇。李芝田、刘延龄去康定。1943年蒋旨昂和于式玉赴西康黑水考察。李安宅于1944年夏赴西康北路,“研究对象为黑、花、红、白四种教派”。

举办学术演讲会、讲座。葛维汉1943年说,学术演讲至少每月一次,演讲者均国内外知名人士,内容亦包括各学术各部门。20年代边疆研究会举办讲座40次,1931年后举办125次。如 1942-43年,胡秀英讲“嘉族之生活与植物环境的关系”,刘恩兰讲“气候用地理环境于部族社会风俗的影响”,林耀华“云贵 之苗族”,戴谦和、李安宅、葛维汉、刘承钊等都有相关题目。

举办陈列、展览。考察、发掘、收集的器物都存于博物馆。郑德坤称在葛氏主持下,图书馆二楼全为陈列室,按国外博物馆,编目,分类、陈列。郑主持时分为中国石器与雕刻;中国金属器;四川陶瓷器;华东华北陶瓷器;西藏文物;西南民族用具,其他艺术品等七个陈列室。前后参观者不下数十万。可分为有目的与无目的二类,皆为重要者。有目的者达官显贵,国际人士,友邦空军,来此一游者颇多,本馆无形中已成为本市重要名胜之一。中小学生鱼贯而入,按部就班,其所得印象之深浅,实无法度量。在他主持期,举办过古玉器展,藏画展、佛教雕刻展、陶瓷展等特别展览。

出版刊物。学会出版《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1620册,增刊2册,发表论文339篇,作者140多位。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中国文化研究所论丛》和《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华西坝四大学联办了《华西文化研究汇刊》;康藏研究社出版了《康藏研究月刊》到1949年发行了29期。博物馆出版了手册丛刊五种,油印丛刊九种,专刊一种。翻译论文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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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对外交流。研究会对外交换的范围很广,英、美、加、法、意、日等世界各国的主要图书馆、博物馆及其他学术机构达50多处都有交换关系,以英文出版,国外影响大于国内。华西边疆研究所的杂志也被人认为是同类刊物中之最杰出者,欧美各国函购交换颇多,国内亦有20多处。

其显著的成就展现在各个方面。如:

体质人类学方面,首任会长莫尔思提出了“对人类进行适当的研究是人们的平凡、真实和重要的观点。”1935-1936年他率杨振华等进行了三次体质人类学考察。先后收集了1000个成都人以及200多名苗族、100多名藏族、50多名羌族的血型,写出了以“四川人的血型研究”,1938年由莫尔思、杨振华、白英才3人的署名在《英国人类学杂志》上发表,得到高度称赞。1937年他还发表了“体质人类学观测一览表”,介绍对19191926年四川10个民族中的3051名健康人的70个人体项目的检测资料。在学会杂志上发表“关于西藏东部部落成员人类学数据记录”,“中医修炼及原理”,“藏医”,“中国针灸技法节略”等6 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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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真道发表有“生理学对人类学的某些贡献”,“四川古代史”,“十七世纪的中国漆”。“十七世纪茶叶对我们的影响”等论文。 

早期的人类学家刘咸,长期研究中国人的体质特征,对海南岛黎族、台湾人的体质都进行过调查,系统收集高山族民俗文物计400多件(),捐赠给复旦大学博物馆。40年代初期,被聘为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曾在《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论丛》中发表“在亚洲关于犬的祖先的传说”。

结合医学调研的如:颜  訚,1934年华西协合大学医科毕业解剖教师, 1944年在中央研究院所出《人类学集刊》第二卷发表了“中国人鼻骨之初步研究”、“ 测定颏孔前后位置之指数”,被认为是具有创见的专著;刘延龄,1926年在《华西边疆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出,牙周病最早发现的是中国。又多次赴康藏研究藏、苗饮食习惯与口腔疾病,发表有“四川人的口腔疾病”。后又在JADA上发表了“关于环境和食物对牙周病结构组织健康的影响”。李哲士发表过“汉藏边疆金河地区地方甲关腺病的调查”。病理学家侯宝璋194143年曾赴汶川 、理番进行流行病调查,发表有“汶川、理番一带常见的几种疾”,认为恶浊病就是医学上的黑热病。眼科专家陈耀真发表有“川西地区眼病调查报告”。

在人类学民族学方面如:

葛维汉(David·Crockett·Graham),1911年受浸礼会的派遣来中国,1931年以《四川省的宗教》论文获惠特曼学院荣誉科学博士学位。1932年返回中国,任华西协合大学考古博物馆馆长兼任文化人类学教授。1948年退休回国。1919-1939年,他在中国进行了14次夏季探险。到过打箭炉、松潘、黄龙沟、峨眉山、瓦屋山、宁远、毛坪、汶川、茂县等地。在华大他曾十三次到四川的藏族、彝族、苗族、羌族等地区进行考察。其成果保存在专题研究《羌族与川苗土著人部落》、《关于川苗的更多笔记》、《花苗的风俗与礼仪》及《羌族风俗考》等著作之中。193431日,他和林名均抵达广汉,经过10多天发掘获得玉、石、陶器600余件,揭开了中国川西平原三星堆遗址考古的序幕。还主持了四川一些汉墓、唐宋邛窑、琉璃厂窑的发掘。先后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上,发表了55篇论文,涉及文化人类学、考古学、民俗学与宗教学等诸多方面。回国后,他继续利用在中国收集到的资料进行研究,1954年出版了《花苗的民歌与民间故事》,1958年又出版了《羌族的习俗和宗教》,系统地介绍了历史起源、语言、体貌特征、经济、技术和生活。先后获得过一个维京奖(Viking),两个古更赫姆奖(Guggenheims),其中一个便是1952年因为《中国西部有关羌族的习俗和宗教研究》而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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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考古的先行者陶然士,出版有《羌族的历史、习俗和宗教》,《羌族宗教的灵性概念》等专著。在边疆学会杂志上发表论文65篇。

藏学家李安宅, 1926年毕业于燕大社会系研究班。19341936年在美国深造。1938年应顾颉刚之邀,在甘肃、青海交界的拉卜椤藏区进行了三年社会调查。1941-1949年受聘在华西协合大学任社会学系主任、教授和华西边疆研究所副所长,19431946年兼任连续研究会副主席、主席。40年代将拉卜椤藏区考察用英文写成了20万字五章的《藏学宗教史之实地研究》,经牛津大学托马斯校订,林顿作序,美国耶鲁大学出版部出版,但直到他们辞世也未见到那个版本,晚年,才对保留有手稿进行了翻译和修订。1982年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出版时,被所长中根千枝教授称为“在此之前,还没有看到过象这样详细而深入的报告。”雷洁琼称这是“国内、外公认为通过实地考察和社会调查而撰写的有关藏族宗教史的第一部杰作”。“甘肃藏传佛教研究述”中称“这部著作虽然是半个世纪以前的旧作,但它是我国对藏传佛教进行实地考察的一个开端,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学术水平”。1944年夏他赴西康北路,“研究对象为黑、花、红、白四种教派”,前后达半年之久。在此期间,他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文章。此外还有《拉卜楞寺的护法神—佛教象征主义举例》、《拉卜楞寺概况》、《拉卜楞寺公开大会》等,而《西康德格之历史与人口》、《川甘数县边民分布概况》都是实地考察后的调查报告,有的也发表在边疆杂志上。对边疆工作的论述有:《论边疆服务》、《边疆社会建设》、《宗教与边疆建设》、《谈边疆教育》等,而《边疆社会工作》则是他关于边疆社会工作的代表作。由于该书是在作者亲自入边疆调查基础上的写作,所提见解很有针对性,至今尤有参考价值。

李安宅夫人于式玉,1938-1942年随李安宅在甘肃夏河藏区考察,兴办教育。1942年到华西协合大学任教。李安宅先生的许多著作也凝聚了她的心血。她在拉卜椤几年的生活和实地考察中,也写下了许多篇文章,1940-1942年发表的“到黄河曲迎接嘉木祥活佛日记”、“拉卜椤寺红教喇嘛的现状、起源与各种象征”、“ 拉卜椤寺祈祷大会的布施”等。到华西协合大学后她继续研究、撰写、发表了“藏族妇女”、“ 蒙藏佛徒对三山的信仰”,翻译了“西藏大德〈玛尔巴传〉中的“借尸还阳”故事”等有关的藏学论文。展示了她对藏区的深刻见解。1943年与蒋旨昂一道深入四川阿坝黑水藏区进行实地考察。她热情地钟爱这片土地,在和边民的接触中,她对她们也充满着真挚的情感。她说:我离开西北藏民已经半年,久别了的边民,真挚情感,又在黑水女孩们中间重新发现,使我兴奋万状。人类真的情感,唯有在边民群众里,才保存得完完整整的。”她撰写了《麻窝衙门》,介绍了头人苏永和及其家庭、建筑、陈设、组织及审官司等;《黑水民风》则介绍了种族、语言和宗教、衣食住行、风俗、出产、工艺、贸易、教育等。这是当时田野考察研究的成果,也是填补当时人类学调研空白之作。

考古大家冯汉骥,先后在哈佛大学研究院、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人类学,1936年以《中国亲属制》论文获人类学哲学博士学位。1938年亲赴岷江上游羌区考察,历时三月,获取大量民族学资料,并在汶川萝卜寨清理一座石棺葬(SLM1),其后发表的《岷江上游的石棺葬》,开创了川西高原考古发掘研究之先声。同年,又在成都平原上对“大石遗迹”作教研调查,其后发表的《成都平原上的大石遗迹》所作分类与论述,为后来的发现所证实。1939年,他任当时教育部组织的川康科学考察团社会组组长,进川康藏区调查,积稿十余筐,所发表的《西康之古代民族》仅其全豹之一斑。1942年任华西协合大学社会系教授,授人类学、中国民族史、社会学学说批判、考古学等课, 19411942年率领华西大学博物馆的郑德坤、林名均,四川博物馆筹备处的刘绍和,刘复章等人,邀请南京中央博物院历史考察团的吴金鼎、王振铎、王文林先生和前营造学社的莫宗江、卢淳等先生参加发掘王建永陵,取得重大成果。

对西康独具研究的任乃强, 1943年应华西大学之聘任华西边疆研究所教授、研究员。早年他已在西康进行过多次考察,已有《西康图经》,内分《境域篇》、《地文篇》、《民俗篇》三卷,150余万字问世,自测地图数十幅。1944年随华大考察团第三次赴西康省考察,着重对寺庙和土司进行了研究。撰成《德格土司世谱》、《喇嘛教与西康政治》、《西康诡异录》、《关于格萨尔诗史介绍》等文,率先发掘介绍《格萨尔王传》这部世界最长的叙事诗,开拓性地提出了格萨尔即林葱土司先祖、宋之“角厮罗”的考评观点,至今仍为国内外学术界所依据。又以自己步测,参以古今、中西、汉藏图籍,绘成百万分之一康藏标准全图和西康各县分图,填补了康藏研究中的一大空白。1944年在校刊上发表“喇嘛教法中保存的凶残痕迹”,对其中的残暴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社会学家蒋旨昂,1934年燕京大学毕业后即留学美国西北大学及芝加哥大学社会服务学院。1941年到华西协合大学任教,继续进行社会学的研究并参加了边疆研究。1943年又对重庆附近两个乡调查。在成都他主持组织了金陵女子学院、齐鲁大学、金陵大学和燕京大学的学生参加社会事业调查。根据此次调查所得材料写成了《成都社会事业》一书。1946年商务印书馆为他出版了《战时的乡村社区政治》,获教育部学术三等奖。蒋旨昂还出任了华西大学社会学系所成立的华西社工学会总干事,该会出有刊物《华西社工》。1943年他和于式玉曾赴西康黑水考察。他完成了《黑水社区政治》的著作,发表在边疆杂志和《边政公论》,是当时田野考察研究的成果,也是填补当时人类学调研空白之作。1946年,他还出版有《社会工作导论》,阐述了社会工作的地位与社工相关问题。

赵卫邦在中国文化研究所曾到西康宁属一带考察,撰有《西康会理 人》。

语言人类学上,闻在宥先生的民族民族语文最为突出。在字喃、彝文、壮语、羌语、纳西文字、四川汉画像砖、铜鼓、西南民族文化等方面的研究颇有建树。撰写各种学术论著百余种。发表“论民族语言系属”、“ 民族语中同义字研究”、“ 羌语比较方法”等论著。在中央研究院所出的《人类学集刊》上发表的“摩西象形文之初步研究”。“ 印支语族中流音对母音复辅音解体之影响”、“ 保儸译语考”、“ 云南四种儸文之初步比较”、“ 川西羌语之初步分析”、“ 评托玛斯南语——汉藏边区一种古语”等,被认为是具有创见之专著,得到国际学术界的称道和引述,有的也发表在边疆杂志上。对古铜鼓亦有独到研究。

汉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1940年迁居成都,任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他在《中国文化研究所论丛》上发表了研究论文“释您、俺、咱、喒,附论们字”。此后他接着发表“说汉语第三身代词”(英文)、“论‘毋’与‘勿’”等论文,其中有好几篇是研究近代汉语(即早期白话)的,开辟了汉语语法研究的一块处女地,代表作有《释<景德灯录>中“在、著”二助词》等。

元史和西北民族史专家韩儒林,在突厥史、西藏史、西夏史、中西交流史等方面,也颇有建树。1940年春经顾颉刚先生推荐,被聘为华西协合大学哲史系教授兼中国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两年多发表论文近二十篇。在《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论丛》中发表“蒙古绘剌罕考”、“ 吐藩的王族与汉族”的论文。

此外中研院史语组的李方桂发表有“沙佛,藏汉语的元音” ,董作宾有“读方编摩西文字典甲种”,刘念和有“中国古汉语声韵系统之研究”等。

史前人类学方面,戴谦和的爱好和想象力,热情和精力,保持了博物馆的生命。博物馆收藏了华西地区最大的石器群,包括来自藏区、甘肃姚山的收藏物。最有价值的是北京周口店中国猿人时代的兽犬骨化石、猿人食余的草实外壳化石。1931年他为英国牧师董宜笃鉴定从广汉农民燕氏处购得的玉石时,断定为商周之物,随后派葛维汉等到广汉进行了考察、摄影,揭开了三星堆发掘的序幕; 1940年他曾预言“在这个适当的地方,早期人类化石将被发现,北京人的表弟有存在的可能。”25年后在四川资阳果然发现了古人类化石。窗花图案收集与研究是他在川多年的重大成就。积四十年的努力,成了全世界的窗户学权威,没有一个建筑师不知道戴氏窗户学的,累积的图样达六千种之多,亦为全人类拥有该学图样之首富,上至周秦,下至明清,无一不蒐罗备至,1937年著有《中国的窗花图案》。1943年由哈佛燕京学社选其1200余种,仍以《中国的窗花图案》出版。他在边疆杂志上发表了15篇文章,有“中国西部博物馆:中国西部的人和他的文明”,“中国西部边疆图略”,“四川建筑特征”,“四川农业水利资源的应用”、“成都地区太阳能的研究”,“华大校内的常见鸟类”等。《中国的窗花图案》出版。在自然环境方面,他还有“四川农业水利资源的应用”、“成都地区太阳能的研究”的论述。

被称为“四川考古学之父”的郑德坤,1941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来校任教,继葛维汉出任博物馆馆长。对博物极为看重, “华大博物馆以收集西南资料为职志,凡关于考古学人类学的有关资料,无不尽量搜罗。五年中参与4个地方的发掘工作,一个汉墓、一个唐墓、王建永陵和文庙旧址。” 还进行了若干次的外出考察,收集了大量的文物标本。确定以研究边疆问题为中心,筹备成立研究室,邀中山大学的梁钊韬来馆主持民族研究室工作,为主编《西南民族杂志》搜集了200多万字的资料。1941年《四川史前考古》,在剑桥大学出版。在边疆杂志上发表“四川古代文化小史”、“四川史前石器文化”等,认为川康史前文化可分为四期,是为远东新石器时代的一支。提出:四川之史前文化前后约经五千年之发展,其最早年代约当公元前五六千年之间,距今约七八千年,正当东亚新石器时代之前期。指出“汉州(广汉)遗址,汉墓唐宋窑址之发掘报告,实为四川考古学开一新纪元。对西南区边疆部落之研究成绩,对现代人类学颇多贡献。”

梁钊韬先生还写有“祭礼的象征与传袭——民族学的文化研究”、“ 古代馈牲祭器及祖先崇拜”等多篇论文。

在自然、环境的研究方面,生物学家刘承钊成就最为卓著。他1938年到华西协合大学,受聘为华西大学生物系教授,后兼任该校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194647年任边疆研究会主席。多次任学会杂志自然科学部编辑。在华西10年间11次在川西以横断山系为主的地区进行考察,行程8000余公里两栖类动物的研究上取得巨大成果,描述新种72种及亚种、新属2个。在边疆杂志上发表论文10篇。他在美国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完成了长达400页的英文专著《华西两栖类》1950年由该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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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疆研究会第一批会员费尔朴,特别钟情峨眉山,称 “余复为峨山而神往……尝结伴香客,攀临此山之巅,深入檀林,遍谒神殿。”常背着行囊在峨眉山旅游。阅读了《嘉定志》、《眉州志》、《峨眉县志》等地方志,选译了《峨山香客杂咏》。看到了黄绶芙和谭钟嶽所著,集历史、诗歌、图画为一体的《峨眉山图志》后,爱不释手“久而益觉其意之丰厚”,“几为人所不能臆测”,在刘豫波、黄方刚等人的协助下,翻译成英文,1936 年由哈佛燕京学社出版,向世界介绍峨眉山。序言中他对峨眉山赞叹不已,称“扩而充之,且可使余深体中国人之精神,更进,则其将此精神之天才与真理发扬于西方之一助欤”。认为这既是中国人精神品格的象征,又可有助于西方。

校务长毕启在边疆杂志上发表了大学的建校史,记述了早期创建者的实践。

与华西边疆研究有关的其他学者,也有重大贡献。如金陵大学的徐益棠任民族学会会长,办《西南边疆》刊物;金大中国文化研究所办边疆研究论丛,也带人去康藏考察。金大教授徐益棠有雷波小凉山之倮民,马长寿有“嘉民族社会史”、“凉山罗夷考察报告”,刘恩兰发表有“地理环境对部族社会习俗之影响”,燕京大学林耀华有“云南及周边土著人的社会生活”,《凉山彝家》,藏学家李有义有《黑水纪行》、《杂谷脑的汉藏贸易》等论著。四川大学胡鉴民,罗荣宗也成立了边疆研究会,主办《中国边疆》(双月刊)在成都西方日报以副刊出版,共出32期。

华西边疆研究是与实际紧密结合,促进社会的进步。如葛维汉长达20年对少数民族的文物进行了系统的收集、整理、研究,为当时中国政府提供了制定部落民族政策的基础资料。罗森威格说他是鼓励中国政府在他们的家园建立学校的主要人物。李安宅的《边疆社会工作》,分析了我国边疆社会的特点,并提出开展边疆社会工作的途径与方法。于式玉分析了藏民的经济状况,指出“他们有自己的文化,人民也很聪明,假使把集中的文化散布到民间,扩展充实起来,把没有受过训练的脑筋加一番训练,十年之后的藏区会另换一个世界,是绝无问题的。看到三年对寺院布施的情形,水准是越来越低,常此下去,说不定每年连一元钱的布施也得不到。若早贯输他们以充分的知识,使人民的经济生产力提高,民间有了富足的力量,对寺院的一点区区布施又算得了什么!愿为政者三思之!”在黑水考察后她建议,对边疆青年,临时提几个出来受训,是枉费了力量,而应该在当地有计划地办学校。华西大学的助教陈宗祥还去马边建立了一个边民生活指导所,告诉当地人要讲卫生,生了病要找医生,不是请毕摩驱鬼。宣传不要歧视少数民族,在城里办民族服务所,接待进城的少数民族,置备大木盆,住店要先洗脚。1950年李安宅等一班人应贺龙聘请,参与筹组了“西藏问题研究室”,写出了许多重要文件,编写了藏文课本、战士教材。进军时,他们坚决请求随军进藏,出任解放军18兵团西藏政策顾问。进昌都后,李被任命为昌都解放委员会委员兼文化组负责人,在昌都建立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所正规小学,亲自编写教材、上课。随军进到拉萨后,任新开办的藏语训练班教务长。1952年又与多吉才旦等创办了拉萨小学,任副校长。于式玉任昌都解放委员会委员,拉萨西藏军区干校教务主任等职。任乃强1950年,为解决进军西藏,贺龙亲自听取了他的建议,他提出的进军路线得到诸将领的赏识;保护寺庙,团结僧侣的方针也得到了首肯。进军还采用了以他自绘康藏全图作为基础,绘制了西藏的地图。

在国家挽危救亡的非常时期,有这么多学者云集华西,为人类文明进步,不畏艰险,带领学生深入到外界不易涉入的地区,与当地民众建立友情和信任,调查研究,取得了众多的成果,说辉煌、鼎盛一点都不过分。借调[菩萨蛮]赞曰:协合门外清江水,流来远古迷人美。麟骥汇华西,风烟扛大旗。    边疆山俊伟,正待开和卫。功德化珠遗,淡忘终识琦。

抗战胜利,随着人员的变迁,活动日渐减少。边疆研究学会杂志于46年暂停,1950年学会停止活动。1952年院系调整,华西派也就淡出了。随着改革开放,关注的人又日益增多。李绍明、周蜀蓉整理出版了《葛维汉民族学考古学论著》,附周罗蜀蓉翻译整理的学会杂志目录、索引。随后,中华书局影印10卷出版了学会杂志。周蜀蓉研究员在教育部立项研究,发表论文,称“开拓性及历史价值是不可替代的”。中国著名的民族学家马长寿也说“该会工作最努力”,会刊“具有历史性”。先贤们可以心安了。

拓开华西边疆研究,创一时鼎盛的人类学华西派 - jinkaitai - 梦里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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